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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“北洋海军腐朽说”出处 还原甲午海战实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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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“北洋海军腐朽说”出处 还原甲午海战实况

资料图:黄海海战后回到旅顺抢修的“定远”舰。从图片中可以看出,该舰主炮距离甲板很高,并不适于晾晒衣物。

  资料图:黄海海战后回到旅顺抢修的“定远”舰。从图片中可以看出,该舰主炮距离甲板很高,并不适于晾晒衣物。

  甲午战后,人们从不同角度分析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,有“清政府腐败无能说”、“李鸿章避战求和说”、“战略战术落后说”、“日本间谍猖獗说”等。其中流传很广的是北洋海军腐朽不堪,军纪败坏,训练废弛,不堪一击,是导致甲午海战最终失败的直接原因。这种广为流传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?它符合历史的实际吗?厘清这些问题,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甲午海战失败的根本原因,还原历史的真相。

  “腐朽说”的三大依据

  后人立论北洋海军军纪败坏主要有三大史料依据:

  其一,1897年姚锡光编撰的《东方兵事纪略》。其“海军篇”说:“丁汝昌本陆将,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,遂为闽党所制,威令不行。琅威理去,操练尽弛。自左右翼总兵以下,争挈眷陆居,军士去船以嬉。每北洋封冻,海军岁例巡南洋,率淫赌于香港上海。”这被视为北洋海军腐朽的“铁证”。由于《东方兵事纪略》被时人推崇为记述甲午战争的权威著作,所以姚氏观点不胫而走,屡为后人引用。

  1901年,清官员刘锦藻编写《清续文献通考》,就沿用了《东方兵事纪略》的说法,还总结出“海军废弛久矣”的观点,“北洋海军腐朽说”进一步强化。

  民国初年赵尔巽的《清史稿》在记述丁汝昌时也直接引用了《东方兵事纪略》的原文。1945年,范文澜在延安出版《中国近代史》。该书在描述甲午海战时,也以姚著为蓝本。新中国成立后,由于范先生在中国史学界的泰斗地位,使得《中国近代史》成为国人学习中国历史的经典教材。

  其二,“来远”大副张哲荣甲午战后的反思呈文。他说:“前琅威理在军中时日夜操练,士率欲求离船甚难。是琅之精神所及,人无敢差错者。自琅去后,渐放渐松,将士纷纷移眷,晚间住岸者,一船有半,日间虽照章程操作未必认真,至有事之秋,安耐劳苦。”1980年陈旭麓先生等人编辑盛宣怀档案资料时将其选录在《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〈甲午中日战争〉》中,此后便被其他论著反复引用,成为北洋海军腐败的有力佐证。

  其三,“主炮晾衣说”。该说以唐德刚《晚清七十年》的叙述最为典型:“一八九一年(光绪十七年)七月九日,循日本政府之邀请,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‘定远’、‘镇远’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……东乡原为刘步蟾的留英同学,但是当东乡应约上中国旗舰‘定远’号上参观时,他便觉得中国舰队军容虽盛,却不堪一击——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。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,而中国水兵竟在炮上晾晒裤子,其藐视武装若此;东乡归语同僚,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。”

  海军史专家陈悦考证说,这个流传极广的故事是日本人编造的谣言。他在《谎言如何成真:北洋海军主炮晾衣实为谣传》等文中指出:这一谣言是日本小笠原杜撰,由田汉传入中国,再经罗尔纲、唐德刚等人“三传”,从而在中国广泛传播。陈先生对所涉军舰名称、东乡平八郎身份等细节详加考察,一一驳斥了“主炮晾衣说”。他指出,故事的主角“定远”,在小笠原的《圣将东乡全传》中是“平远”,在田汉版本中却变成了“济远”。但无论是“平远”还是“济远”,当时都留防国内,根本没去日本。罗尔纲在《晚清兵志·海军志》中沿用了田汉的说法,而唐德刚在《晚清七十年》中,将“济远”改成了北洋海军铁甲舰“定远”。其实,“定远”的干舷非常低,4门主炮并未直接装在主甲板上,而是安装在主甲板之上的甲板室顶部甲板上,因此主炮距离主甲板的高度接近3米,平时主炮炮管露出炮罩外的长度不足2米。因此要攀爬到一个离地3米、长度不到2米,而直径接近0.5米的短粗柱子上晒衣服是何等艰难,甚至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发生从高处摔落的事故。而“定远”的栏杆、天棚支柱均可晾晒衣物,北洋舰队官兵军纪即使真的涣散,也无须为了晒几件衣服而冒险。

  “腐朽说”依据有夸大之嫌

  除北洋海军“主炮晾衣”说被有关专家否定外,另外两个论据是否属实?我们认为,这两个论据可能部分反映了历史事实,但有夸大之嫌,不能据此证明北洋海军的腐朽。这是因为:

  第一,从其他史料来看,这两个论据并没有客观反映历史的真相。英国远东海军司令弗里曼特尔精通海战,又长期寓居中国与北洋海军交往,因此洞悉北洋海军的虚实。他不相信北洋海军废弛的传闻,而以自己耳闻目睹认为,北洋海军训练有素,操演精熟。水师每打海靶,多能命中。或谓水雷,亦颇不弱。其发炮号令之旗,皆用英文,各弁皆能一目了然,因此不可藐视。甲午战后,英国有记者采访三年前辞去北洋海军总教习的琅威理。谈及北洋海军,琅威理仍认为他们操阵很精,射击颇准,营规很严格,士兵都能勤勉于事;而军官大都留学海外,与西方海军将领相比也毫不逊色;那些诋毁北洋海军废弛的传闻,都是捕风捉影。琅威理说北洋海军治军极严,可能有吹嘘之嫌,但凭他多年对北洋海军的了解,他坚信北洋海军不可能一下堕落到腐朽不堪的地步。

  二是从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实际表现来看,也有力批驳了“北洋海军腐朽”的说法。在黄海海战开战前4小时,丁汝昌还率北洋舰队在鸭绿江口操练。在黄海海战中,清军虽然装备落后,但士气高昂。在亲历实战的洋人眼中,对北洋海军称赞有加。德人汉纳根说:“遂命开战,诸华舰颇能如余之意,直至药弹罄尽。”可见北洋水兵相当勇敢。当时在“镇远”号的美国人马吉芬也描述道:“及视其次诸官,皆能各司其事,不露胆怯之态,甚属可恃。水手亦甚得力。”众所周知,“致远”号管带邓世昌在弹尽“援”绝时率舰勇撞“吉野”,全舰252名官兵英勇牺牲;“经远”号管带林永升临危不惧,操轮撞击日舰,不幸中鱼雷沉没,全舰270人除16人获救外全部牺牲;北洋海军舰长以上的军官一半以上以身殉职。倘若整个北洋舰队腐败不堪的话,又怎会有那么多铮铮铁骨的官兵殊死搏斗呢?

  三是上述论据都是在战后总结战败原因时才提出的,有为清政府和李鸿章开脱之嫌。黄海海战后,清廷把丰岛和黄海海战的失败归咎于北洋海军的废弛,但上谕对“废弛”没有细化。显然,这条上谕是以北洋海军训练不精来为清政府掩过。而姚锡光与李鸿章私交深厚,1897年《东方兵事纪略》出版时,李鸿章虽已被解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,但仍为文华殿大学士,依然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,所以姚著描述甲午海战失败的缘由时,侧重北洋舰队军纪涣散、训练废弛等,而对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李鸿章和清政府讳莫如深。而“来远”张哲荣对甲午战败原因的分析,也不得不顾忌自身处境。作为下级军官,他既不敢开罪朝廷,也不敢得罪李鸿章,因此不得不避重就轻,从北洋海军自身找原因。他对甲午战败根源的分析与高承锡、曹嘉祥等其他将士关于武器落后等的分析截然不同。据戚其章在《甲午战争史》中统计,甲午战后,参战将士纷纷检讨海战失利原因,他们基本是从武器装备上寻找客观原因,而像张哲荣那样将战败归结于北洋海军纪律败坏实属罕见。张哲荣的说法仅代表了其个人见解,却没料到竟被后人广泛引用,成为支持“北洋海军腐朽说”的“铁证”。

  事实上,北洋海军总体上是一支颇具战斗力的近代海军,其官兵素质在清军中还属翘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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